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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審時度勢的高弦，有條不紊地走到這次重鑄香江金融秩序大舞臺的中央，硬生生地打造出了廣受擁戴的局面，但局部戰場的博弈還是此起彼伏。
這個現象倒也不奇怪，畢竟，重鑄香江金融秩序實在牽連甚廣。
還是說改良版貨幣發行局制度里的聯系一籃子貨幣匯率策略，因為香江一直是國際上自由港的緣故，從而讓進行國際貿易的利益相關方格外關注，其擔心這個策略有些復雜，即使港元匯率還會以參照美元的形式表示出來，但透明度不如之前港元簡單粗暴地追隨美元，可能會導致自己的交易成本上升。
這種程度的交鋒，無需勞動高爵士親自上陣，自有他不動聲色地培養出來的香江本土學院派去辯論，可對于具體把港元穩定到何種匯率水平上的問題，高弦就必須發表意見了。
九月二十四日，港元兌美元匯率創下了九點六的新低；港府發聲要穩定港元后，港元兌美元匯率反彈到八點四左右，同時觀望港府如何穩定港元。
時間拉回到一九七三年，港元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港元兌美元匯率為五點零八五；還曾經在一九七四年出現過港元升值到四點九六五的情況；時間前行至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時，港元兌美元匯率已經一步步地貶值到了六點六。
在最近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港元兌美元匯率從六點六跌到八點四的區間，就是最終穩定下來的港元匯率，所要參考的范圍，而這里面的水，不是一般地深，
首先，別忘了，香江是在什么圈子混的，不能讓喜歡長臂管轄的米帝，抓到拿捏的機會刷存在感，那頂匯率操縱者的大帽子真要扣下來，難消受得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穩定下來的港元匯率，一定要適合香江的實際情況。
比如，港元兌美元匯率重返一年多之前的“六”時代，堪稱不現實，就算真能被拉回來，所需代價也大得讓此舉失去了意義；而港元兌美元匯率跌破七點九，發生于九月中旬，幾乎標志著港元進入了生死存亡的時期，香江社會人心惶惶，所以，最終穩定下來的港元匯率，肯定不能失守這條線，否則也沒有大張旗鼓地穩定港元的意義了。
至于從七點九這條線，把港元兌美元匯率拉回來多少，便是考驗目前有資格參與香江金融秩序重鑄的精英們的主要難點了，有識之士們可謂各顯身手、各抒己見。
僅從香江宏觀經濟數據的分析來看，包括高益、惠豐、港府的下轄金融研究機構在內的智囊團，結論相近，即理論上，港元兌美元匯率從七點二五至七點五零，是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
可問題就在于，這是理論上，光是把港元兌美元匯率從目前處于觀望態度的八點四，拉回到七點五，都如同隔著一道天塹。
高弦最清楚不過，自己滿懷信心的依仗是掌握大勢，而不是無知地逞一時強，何況他懷疑英國佬有下套的意圖，就像港府被五年內外匯基金資產規模超過三百億美元的豪言壯語逼到墻角那樣。
因此，打起十二分小心的高弦，“毫無創意”地主張務實，將港元兌美元匯率拉回到七點八，可操作性最強，最遲在今年年底前，便能達成目標，結果又引起了好幾輪的辯論，其中不乏諷刺高爵士既想管理外匯基金，又投機取巧，難道只有這么一點本事？
高弦感覺英國佬居心不良那是有根據的，如果換成英國佬自己主事，肯定也是如此“貼邊走”，但換成了高爵士，就提高了要求！
讓高弦稍感欣慰的是，壓力一直在之前玩把戲結果玩脫了的英國人一方，這也讓他有心思把精力從辯論中分出一些來，去和銀行業加強溝通。
要知道，一旦改良版貨幣發行局制度讓港元匯率穩定下來，壓力便會轉移到利率上，只有未雨綢繆，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這時候，翩翩而至地惠豐大班沈弼和高爵士的一番深談，顯得格外重要，又意味深長。
在高爵士的游說下，港府輔政司夏鼎基于財政司任期末，促成惠豐、渣打、有利三家港元發鈔銀行，就改良版貨幣發行局制度進行小范圍實驗運行，進而對于如今的，改良版貨幣發行局制度、外匯基金獨立運作在香江引起的軒然大波，惠豐和渣打可能有驚訝，但絕不至于意外。
在具體反應方面，惠豐頗有一種端著架子的高高在上姿態，該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該賣力辯論就賣力辯論，只是一直沒有亮明，到底最后支持誰的態度。
這次沈弼和高弦的對話，開頭就挺有意思，“惠豐不反對高爵士管理外匯基金，甚至原則上還支持高爵士。”
高弦一下子就明白了，這時候惠豐要開出最后的條件了，“多謝沈弼爵士和惠豐的信任，改良版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全面落實、外匯基金的獨立運作，始終離不開惠豐的支持。”
“高爵士一直能人所不能，如果外匯基金只是保障港元發行，那就太大材小用了。”沈弼注視著被自己坑了好幾次，卻最終都沒坑到的高弦，開出了條件，“我認為，外匯基金還能獨力承擔起香江銀行業‘最后貸款者’的重任。”
一聽這話，高弦在驚訝之余，心中還有一些明悟。
所謂的最后貸款者，是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能之一，說白了，如果有銀行遭遇擠提或者出現危機，其必須出手援助；或者，當整個銀行體系頭寸吃緊，它還負責提供隔夜信貸等等。
一九六零年代的香江銀行業危機，做為香江準中央銀行的惠豐，就扮演了這種角色；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渣打，也幫著打下手了。
當然了，惠豐不會白忙乎，做為準中央銀行而收獲的壟斷利潤，那可豐厚得很，甚至還拿下了恒盛銀行的控制權。
到了目前還不敢斷定，已經徹底平復、不會復發的一九八零年代初香江銀行業危機，惠豐也在扮演著最后貸款者的角色，只是看起來有些“懶惰”，相應地，有利、高益、中銀，甚至港府，參與進來，以彌補惠豐的“懶惰”。
現在，沈弼想讓獨立運作后的外匯基金，獨力扮演香江銀行業‘最后貸款者’的角色，表面上是惠豐已經“懶惰”得無可救藥了，可往深層次想，未嘗不是惠豐為撤離香江做進一步的準備，這種不動聲色的布局，可比怡和的埋頭跑路，高明多了，雖然總部搬離香江，但絲毫不影響香江還是其聚寶盆的格局。
見高弦凝眉思索，沈弼巧言令色道：“外匯基金接過最后貸款者的職責后，毫無疑問地會對整個香江銀行業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做為這一切的奠基者，高爵士的地位必會進一步提高，成為香江歷史的輝煌一部分……”
沈弼這通大忽悠，簡直和他當年重組有利銀行，然后以港元發鈔權為動人的賣點，塞給高弦，以牽制高氏金融王國的發展一模一樣，只是搬動的籌碼更大了。
只要有緩沖，高弦還真不怕鬼佬的坑，有利銀行這個當年沈弼精心布置的累贅，現在還不是沒有拖累到自己？
更何況，在高弦的計劃里，獨立運作的外匯基金穩定下來后，免不了遲早都要爭取一些監管整個香江銀行業的權力。
不過，相比于之前對有利銀行累贅計劃的心照不宣，高弦認為此時，自己不能假裝糊涂，必須把話點透，否則的話，那就真成了使喚傻小子了，于是，他等沈弼的花言巧語告一段落后，微微一笑道：“沈弼爵士，以我們的深厚交情，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惠豐想把最后貸款者的職能，轉給外匯基金，是不是開始正式準備，將總部撤出香江了？”
沈弼正端起杯子，想要潤潤有些發干的嗓子呢，結果被高弦的精準試探，驚得手一抖，差點當場出丑。
如此重要的秘密，連惠豐、港府兩家的知情者，加起來都不超過一個巴掌，高弦竟然能猜到？或者，正府那邊還是走漏了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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