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西部柏林進入封鎖狀態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明顯加強了在諜報方面的工作力度，”主席臺前方的演講席上，一個有些謝頂的中年人正在發言，“在過去兩年中，軍事反偵查局在東部柏林地區破獲的間諜、破壞案件，總計有六十七起，是衛國戰爭勝利后最初兩年的三倍。而根據格奧爾吉·卡爾波維奇·齊涅夫同志從奧地利方面傳回來的統計數據，那邊的情況也是相同的。”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維克托手里拿著一支鋼筆，低頭在面前那份記事本上寫寫畫畫。他并不是在做會議記錄，而是在構思自己的報告。
正在發言的中年人名叫伊瓦舒京，彼得·伊瓦諾維奇·伊瓦舒京，目前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派駐在駐德蘇軍集群中的代表，主要負責東部德國地區的反諜報工作，他是東德地區軍事反偵查局的負責人，目前的軍銜是國家安全少將。
伊瓦舒京所闡述的，屬于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具體工作，作為主管國家安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維克托是不會關注這些細節性問題的，否則的話，他就什么工作都別做了，整天到處抓間諜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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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時候，馬林科夫與他的會談，并不是簡單的一次面談，從某種意義上講，那可以看作是馬林科夫代表政治局與他進行的一次談話，如果不是政治局面臨改組的話，那么這次談話，就應該算是維克托進入政治局之前所需要走的程序了，因此，對于維克托來說，他是必須對此次談話的內容，給予高度重視的。
馬林科夫說他需要在稍后即將召開的全聯盟黨代會上作報告，而且報告的內容應該是國家安全方面的，那么，維克托就必須舍棄掉此前所準備好的那份報告，重新草擬一份有關國家安全工作的新報告。
草擬一份報告并不是什么難事，但是，要想起草一份足夠亮眼，且有著足夠預見性和可行性的報告，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就當前而言，維克托所起草的這份報告，至少要有足夠的新意，且能夠與當前的國際大環境以及聯盟的對外政策緊密結合在一起。
此刻，就在維克托面前的筆記本上，書寫著一行俄文字母：“戰爭邊緣政策”，他計劃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未來的工作方向，與這項政策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借以在全球范圍內輸出共產主義，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抗。
在維克托前世的世界中，“戰爭邊緣”政策的概念，是由一九五三年開始出任美國國務卿一職的杜勒斯所提出的，這項政策的主旨，就是在與蘇聯的對抗中，采取強硬而不妥協的政策，并且在執行這一政策的過程中，做出不惜一戰的姿態，但實質上卻要盡可能的避免直接卷入戰爭。說白了，這一政策就是在保持軍事優勢的前提下，所采用的一種近乎訛詐的對外政策。
這項政策的關鍵點，就在于始終要做出一種不惜一戰的姿態，同時，還要竭盡所能的避免卷入戰爭，如此一來，在強硬與避免戰爭之間，就必須保持一種高難度的平衡。
說白了，這項政策就像是博弈的雙方在玩一局輪盤賭，雙方將一枚名為“戰爭”的子彈，裝進了一柄名為“博弈”的左輪手槍里，然后輪番將槍口對準自己的額頭，一輪輪的扣動扳機。在玩這場游戲的過程中，最先堅持不住，選擇了退縮的一方，自然就是輸家，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算好子彈所在的那一個彈巢，在槍響的前一刻終止游戲。
就當前的美蘇對局來說，聯盟一方在軍事實力上占據著一定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底氣顯然要更足一些，因此，在推動戰爭邊緣政策的過程中，美國人率先退縮的幾率總是會更大一些的，因而，這便是維克托建議推行“戰爭邊緣”政策的依據。
當然，維克托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戰爭邊緣”政策，只是一個閹割版，因為它是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海外行動結合在一起的，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由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所推動的海外政策。
按照維克托的構想，已經順利運轉了將近十年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不管是在機構設置上，還是在人員配備上，乃至于具體的職責、任務等各個方面，都已經有些跟不上聯盟以及國際的具體環境和要求了，所以，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乃至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改組，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一項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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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美國共和黨的某些議員，已經認識到了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他們深刻的認識到，因為核武器的出現，美蘇之間的對抗已經不太可能直接以戰爭的形勢展現出來了，至少，美蘇兩國直接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了。而相較于戰爭，兩國之間的對抗，應該是以整體實力為基準的，而這個整體實力中，除了兩國自身的綜合實力之外，還包括了以兩國為核心的同盟國集團的實力對比。
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要考量兩國誰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更大一些，誰的朋友更多一些，影響力更大，朋友或是盟友更多的一方，自然就更容易對對方實施包括經濟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封鎖。
那么，對于聯盟來說，如何才能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如何才能贏得更多的朋友？在這一點上，美國人的做法，就是聯盟所應該效仿的最佳策略。
過去幾年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一直都致力于對聯盟實施戰略圍堵，不管是那道鐵幕也好，還是亞洲地區所謂的島鏈計劃，其直接目的都是唯一的，那就是壓縮聯盟的國際戰略活動空間，也可以說是壓縮聯盟的地緣政治空間，從而在根本上限制聯盟的國際影響力。
而美國共和黨部分議員所提出的和平演變政策，其實也是這種圍堵遏制政策的延續，只是該政策將舊有的那種被動“筑墻”模式，改變成了更加積極主動的“蠶食”模式，他們計劃采用和平演變的手段，進一步壓縮聯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并在這個過程中，將尊奉共產主義，立場傾向莫斯科的各個東歐國家，拉到屬于他們的陣營中去。
面對新形勢，采取新對策，原本就是國家安全機構制定政策、采取行動所必須奉行的根本原則，因此，這也是維克托計劃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進行新一輪改組的原因之一。
維克托的思路非常簡單，既然美國可以針對東歐的形勢，在聯盟的地緣政治利益版圖內搞什么和平演變政策，那么聯盟自然也可以反過來，在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版圖內，甚至是在美國傳統的地緣政治區域內，強勢輸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推動當地的共產主義運動，乃至于直接為當地的左翼派別提供包括軍事資源在內的各類援助。
當前，國際形勢清晰明朗，盡管國際共運在最近兩年陷入了低潮，但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全球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卻依舊處在高潮之中，而眾所周知的一點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絕大多數情況下，起著領導作用的，基本上都是左派力量，之所以如此，與左右兩派力量在面對社會變革時的態度有著直接聯系——激進的左派擁抱變革，而保守的右派偏于守舊，這本身就是界定右派與左派的標準之一。
而從根本上講，國際上絕大部分左派力量，都天生對聯盟有一種親近的感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各國的左派力量在反殖民，謀獨立的過程中，大多都會受到西方老牌殖民國家的扼制，他們就算是想親近西方國家，也沒有那個條件。
由此，維克托認為，當前的國際形勢，其實為聯盟搞意識形態輸出，創造了最為有利的條件，聯盟應該以國家安全機構為工具、觸手，在全世界范圍內輸出影響力，以共產主義為旗幟，以經濟、軍事援助為輔助，推行積極主動且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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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就拿越南來說。當前，法國人在越南的軍事介入越來越粗暴，其對北越胡志明政府的圍剿，也是愈演愈烈，與此同時，為了遏制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蔓延，美國人也改變了最初的態度，開始在越南問題上為法國人提供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維克托認為，聯盟應該更多地介入印度支那地區，通過已經在國內戰爭中贏得勝利的北平政府，向越南北方提供盡可能有效甚至是充足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與此同時，莫斯科還應該有效利用法國國內逐漸發展起來的，以反戰和要求絕對自由為特點的學生運動，從而給巴黎政府制造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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