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報》是屬于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也就是共青團的報紙，而《列寧格勒共青團報》，則是隸屬于列寧格勒共青團的地方性機關報，人家這份報紙上要宣傳報告列寧格勒戰役期間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誰還能提出什么反對意見啊？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篇旨在介紹英雄人物的報道中，竟然能夠找到費比舍恩科的名字，盡管報告中沒有涉及到這個人的英雄事跡，只是羅列出來的名單中，出現了他的名字，屬于并不起眼，一個不注意就看不到的角色，但這篇報道的出現，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就像維克托此前考慮的那樣，如今，費比舍恩科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案件了，它已經成為了各方角力的核心問題，糾纏其中的利益方太多了，各自都沒有退讓的意思。
以高檢、高法為代表的司法界，是將這件事當做了法制理論投射到現實中的典型案例，他們需要讓費比舍恩科為他在戰前的罪行埋單，否則的話，法制的觀念就體現不出來，甚至是無從談起。
軍方那些在這場戰爭中逐漸登上舞臺，并開始形成既得利益群體的集團，也要借這一事件發出聲音，他們希望得到更大的權力，不希望繼續受到了類似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這種部門的監督、限制。
日丹諾夫的列寧格勒派，希望借這件事正式把手伸到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甚至是內務人民委員部中去，為庫茲涅佐夫的任職，開創一個良好的局面。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日丹諾夫借此舉來拉攏軍方的可能性。
內務人民委員部現在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沒事人，他們當然更希望“費比舍恩科事件”搞個一地雞毛的局面，如果高檢和高法在這個問題上拿不出個好的結果來，那他們又憑什么舉起法制的棋子，去限制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權力？難道軍隊的人有權力逃脫法律的制裁，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就沒有權力不依靠法律，卻制裁那些應該接受制裁的人嗎？
至于維克托所領導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說實話，維克托也想做個旁觀者，但顯然他是做不到了，因為對“格斯滕麥爾事件”的調查，直接涉及到了這個費比舍恩科，如果不把這個人審查清楚，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務就完不成。
所以，捋一捋這個關系的話，如今維克托所領導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還真是與高檢、高法站到了一個戰壕里，而在他們的對面，則是軍方的既得利益集團、列寧格勒派，甚至還要加上一個內務人民委員部。
這次回到莫斯科，維克托除了要參加國防人民委員部的質詢會議之外，還要與貝利亞同志見個面，深入的談一談，他認為自己有必要說服這位委員同志，讓他主動放棄內務人民委員部特殊委員會所掌握的特殊權力。
毫無疑問，如果貝利亞同志能夠主動表明立場，他作為國防人民委員部的副人民委員，主動提出應該取消內務人民委員部特殊委員會的職權，那么，薩福諾夫與戈里亞科夫的工作就能容易的多。司法界推動“法制建設”，將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能夠真正的做到實處。
如此一來，對費比舍恩科事件的處理，也能有一個側面的推動作用，什么叫法制建設，就是以法來治國，費比舍恩科既然犯了法，那么他就應該為此付出代價，接受懲罰，沒什么好說的。
另外，維克托懷疑一件事，那就是直到現在都保持著沉默的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不可能不知道這一看似簡單的事件里，糾纏進了多少的麻煩。因此，他之所以直到現在都不表態，并不是沒有態度，而是在看別人的態度，至于說看別人的態度是為了什么，嘿，維克托可不相信斯大林同志是個喜歡隨大流的人，他應該是在面對這件事的時候，誰與他是觀點一致的，誰與他又是觀點相悖的。
撇開“法制建設”這個大問題，只看糾纏在這一事件中的各方利益：
高檢和高法希望能夠取消內務人民委員部特殊委員會的特權，取締該部門在逮捕、審查、宣判三流程中所掌握的一應權力，從而將司法權收歸高檢和高法，同時，也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套一個韁繩。
高檢和高法的這種訴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慮，是不是應該滿足？滿足了，對他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聯盟來說，是有利還是不利？
在過去幾年戰爭中，逐漸形成一個既得利益群體的軍方，他們希望能夠掙脫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對他們的束縛，從而掌握更多的話語權。
他們的這種訴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慮，是不是應該滿足？一旦滿足了，對他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聯盟來說，是有利還是不利？
日丹諾夫同志以及他的列寧格勒派，一方面希望借此時機，把手伸到國家安全部門內部，甚至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內務人民委員部都壓一頭，同時呢，還能結好那些軍方的利益集團，從而進一步夯實他們在權力圈子內的地位。
他們的這種訴求，如果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慮，是不是應該滿足？一旦滿足了，對斯大林同志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聯盟來說，是有利還是不利？
只要將這三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考慮清楚了，那么現在該做何選擇，難道還不清楚嗎？
維克托從不認為自己有多么聰明，同樣也不認為自己在政治斗爭中有多么機警，多么睿智，但他卻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當自己頭上有掌控一切的大BOSS時，如果想要不惹麻煩，也不想麻煩來惹自己，那么考慮問題的時候，就應該首先站在BOSS的角度去考慮。
你不能每次考慮問題，都想你該怎么怎么樣，你應該得到什么什么，可等到出了問題的時候，卻又總想著BOSS站在你那一邊，那你不就成了BOSS了嗎？
最重要的是，調查費比舍恩科這個人的起因是什么？難道不是斯大林同志希望能夠調查戰前的“格斯滕麥爾事件”嗎？當時，維克托考慮的是，斯大林同志這是在劍指謝羅夫，以及謝羅夫背后的赫魯曉夫，而今看起來，或許的他本意并不是針對一個謝羅夫，而是在針對整個內務人民委員部呢？或者，他的目的就是在打擊一下赫魯曉夫的同時，也能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權取消掉呢？
當然，考慮那些問題就太復雜了，而且結果不一定正確，但斯大林同志想要什么，想看到什么樣的結果，總是不難猜測的，這一點，維克托認為自己的判斷不會有錯。
至于這份報紙……
維克托又看了看手上的《列寧格勒共青團報》，抿著的唇角抽了抽，隨手丟在了一邊。
日丹諾夫同志或許是負責宣傳口的時間太長了，所以，不管什么事都喜歡在報紙、廣播上吹吹風，搞搞宣傳，可他明白的是，斯大林同志或許并不喜歡他這么做。
這次離開基輔之前，維克托還從赫魯曉夫的助手舒伊斯基那里拿到了一份《旗幟》，看了日丹諾夫同志發表在上面的一份討論聯盟經濟問題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里，日丹諾夫同志討論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工作的諸多問題，還討論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商品與貨幣的關系及價值規律所起到的作用，另外，還談了聯盟現有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各種矛盾問題。
好吧，談的很深入，很細致，總結出來的各種問題也很到位，維克托也非常認同，比如說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那一部分，再比如說，要重視多種經濟成分的那一部分。
不過話說回來，維克托記得更清楚的是，斯大林同志有他自己的經濟思想，而這位領袖同志的經濟思想概括起來很簡單：理論基礎是“在一個國家也能建成社會主義”，在這個基礎上，工業的發展模式是高速的工業化，而農業的發展模式則是全盤的集體化。
而且，基于過去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聯盟經濟的高速發展，斯大林同志對他的經濟理論頗為自得，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事實證明了他的理論是正確的。
現在，斯大林同志還很健康，還依舊是這個國家的領袖，他還牢牢地掌控著局面，怎么，這個時候日丹諾夫同志就想告訴全聯盟的人，斯大林同志搞的那一套不對，現在之所以經濟很繁榮，但大家的日子卻過的不太好，原因就是斯大林同志那一套帶來了經濟領域的深層次矛盾？
如果日丹諾夫同志真的有這么大的勇氣，那么維克托認為自己真是活該去守水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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