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在對明朝財政的看法上和后世主流觀點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非常肯定明朝是“藏富于民”了——只不過明朝這個藏富于民不是朝廷主觀意志上想藏，而是這個朝廷的最高統治者被忽悠瘸了，被動的藏富于民了，而且藏得十分嚴重，十分夸張。
嚴重也好，夸張也罷，用這樣的詞必然需要一個對比，但此時韃清并不存在，況且韃清是一個少數統治多數的畸形政權，有些方面不具備可比性，所以那就還是得拿前一個漢人王朝來做比才顯得公平一些。
宋朝和明朝有一點毫無疑問是相同的，那就是它倆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封建國家，這雖然看似一句廢話，但是很重要，后面要說。
對于國家的掌控力上，宋朝比明朝稍微強一點，無論戶籍人口還是在冊田畝數量都比明朝多，而且宋朝雖然養的官員看起來遠多于明朝，但其實寄生于國家之上的特權階層反而還少一點，所以宋朝在財政層面能挖的潛力更大。
在外部局勢上，明朝的情況則要比宋朝好一點，它除極少數時代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大敵。
畢竟蒙古人自己都分裂了，力量非常不集中，對明朝造成的邊患其實有限，真的就只能算是“邊”患——所以當初俺答汗打進關內、逼近京師的時候，明廷才會那么驚訝與緊張，而其邊臣、鎮帥們也才會搞出那么多花式作死的名堂來。
為什么啊？因為大家實在是都沒料到，前些年還奄奄一息的右翼蒙古在換了個汗王之后居然還真能詐尸。
所以，別看大明邊疆時不時發生點戰爭，但其實規模都很小，萬歷以前的大明對外戰爭花費總體是較少的。而如果以當前高務實這近三十年折騰之后的情況來看，在日本、朝鮮、東南亞市場全面開發之后，大明能獲取的外部資源也更多，如今的總體經濟實力肯定不比宋朝差了。
但是這里有個問題，在一個基礎仍然是農業國的時代，朝廷的收入主要靠挖存量，因為在工業革命之前，如今所謂的工業歸根結底只能算手工業，而手工業真正直接創造的社會財富和工業革命之后由機器工業所創造的社會財富，這兩者根本不能等量齊觀。
第一次工業革命不用多解釋吧，機器工廠替代手工工場，機器生產替代手工勞動，由于蒸汽機的廣泛使用，化石能源的利用讓人類的生產力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
可惜的是，雖然高務實老早就把蒸汽機的原理傳授出去了，但京華直到現在還是沒把蒸汽機玩明白，所以他對于后世有段時間總把蒸汽機的大規模運用說得仿佛就靠瓦特靈光一現就完成了科技升級非常生氣——人家瓦特明明只是改良，沒有瓦特之前那些人扎下的基礎，這蒸汽機哪有那么好搞啊？
總之，現在這個時代除了極少數國家靠搶劫打草谷或者坐地挖金銀礦為生之外，大部分國家都還是得依靠榨取國內資源來維持。在這一點上，別說大明了，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封建王朝有一個算一個，恐怕都不如宋朝有本事。
換句話說，只有宋朝才能稍微從有錢人手里拿走一點點利益，而其他朝代基本就都呵呵了。當然，在挖存量這個問題上，明朝的水平整體來看還算中等，門閥時代的東漢和隋唐可能才是真正的重災區，這個暫時不提。
還是對比宋明兩朝，舉幾個例子體會一下。
比如說鹽稅。北宋時，鹽城、泰州一代的鹽產量占到全國的一半左右，有數據說淮鹽一年產量為90萬引多一點，這樣估計當時全國的鹽產量大致在200萬引左右。
一引就是116.5宋斤(注：這是據《宋史·通貨志》記載，鹽引每張領鹽116.5斤，價6貫。)，折合149市斤。這樣，北宋一年的鹽產量大約是3億斤。
宋朝朝廷把鹽引賣給鹽商，一引6貫錢，因為總共是200萬引，所以得鹽稅1200萬貫每年。已知北宋鹽稅峰值高達1300萬貫，比這個理論值還高一點，可見北宋鹽稅征收還是比較靠譜的。
那么明朝的鹽產量如何呢？按大明的“綱鹽制”：持有鹽引的商人按地區分為10個綱，每綱鹽引為20萬引，每引折鹽300斤，或銀六錢四厘，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公使(運輸)銀三兩。
可見，大明每年鹽產量是6億斤，當時一斤折合后世596克，總量相當于后世的億斤，考慮到明朝實際人口比北宋增加了約一倍，那么鹽產量也增加一倍，倒是正好吻合。
既然人口和產量等比差不多，那就看看最終收入吧。大明朝廷的鹽稅收入是：每引得銀6兩6錢4分，應得白銀1328萬兩白銀，但……實際上即便最多時，居然也只有250萬兩白銀。
即，明朝明明生產了北宋兩倍左右的鹽，結果鹽稅收入卻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一。兩相比較，就鹽這一個單項上，宋朝和明朝如果是生產同樣多的鹽，那么宋朝因此獲得的財政收入差不多是明朝的十倍！
哦，順便還得一說，北宋一斤鹽零售價格大約在120文，明朝一斤鹽很多時候是三錢白銀，折合360文錢。
真是妙啊，在明朝實際收得的鹽稅只有宋朝等比十分之一的情況下，零售價反而是明朝比北宋高了三倍。
再說一個比較搞笑的事：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通常除了末代快完蛋時候刮地剝皮特別狠之外，其他和平年代的賦稅，往往都會隨著國家發展、人民富裕的同時大幅度減少，而這一條只有宋朝例外。
宋朝賦稅是怎么個漲法這里篇幅所限就不介紹了，反正兩宋三百年，幾乎每隔幾十年就能漲它一波，理由五花八門，總之就是漲漲漲，只能漲不能跌。
而其他朝代，比如以明代為例，洪武二十六年征糧2800萬石，布匹120萬匹，絲絹30萬斤，錢鈔鈔766萬貫，軍屯兩千萬石，加上其他亂七八糟的實物稅匯總加一塊兒，怎么著也有七八千萬貫的賦稅了，和北宋中期差不多。
結果呢，到了弘治年間，天下征糧米1956萬石，麥677萬石，絲36700斤，布115萬匹，鈔8842萬貫，雜課鈔7300萬貫，軍屯糧食293萬石……除了大明寶鈔變多了之外，其他各項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
比如軍屯只有洪武年的七分之一，絲是十分之一，總體賦稅只及得上洪武朝的三分之二。你以為這就很慘了？不不不，這還算好的，因為又過了幾十年，軍屯干脆沒有了，毛……不是，稻草都不剩一根。而等到嘉靖朝時候，已經只剩下弘治朝的三分之二，連洪武朝的一半都不到了。
你看，什么叫藏富于民，什么叫國貧民富？大明朝威武啊。
當然，后世還有個比較主流的說法，就是說在農稅差不多，甚至明朝還強點的情況下，宋朝財政完全是靠商稅來反殺明朝的。這話大致上是對的，但其中恐怕有意無意的忽略了一些東西。
熙寧十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這是有明確記載的。
要知道，宋朝可沒有大規模軍屯存在，結果宋朝的農稅收入也僅比明朝略低一點，而商稅上呢？宋朝的商稅比農稅多出兩倍多，反觀明朝的商稅嘛……不能說勃勃生機萬物竟發，只能說微乎其微聊勝于無。
據后世保存下來的民間筆記記載，有松江布商孫克功販布去北京，一路上要經過幾十個關卡，每個關卡都有伸手要錢的人。一路上交稅的額度數倍于貨值，于是最后他只能高價販布。
然而問題在于，彼時北京本地的布匹生意大部分是宮中太監私偷宮廷布匹外賣，成本極低，正規商人根本競爭不了，最后這位孫老板只能托庇于貴戚，開始做起了走私——因為托庇貴戚之后，吃拿卡要的人就少多了，甚至于基本沒有。
所以說到這兒其實也就能解釋京華早期為何崛起得那么迅猛了。京華的東家高務實是當時首輔高拱的侄兒，后兩任首輔則一個是他的老師，一個是他的大舅。同時，他的合作伙伴不是公爺就是侯爺，再不濟都是個伯爺，而且這些人還全是靖難系的，不是南京那批閑散勛貴。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閻王還是小鬼，有哪個能如此不長眼，吃拿卡要敢找到京華頭上去？沒了這批巨大的隱形支出，京華在商業上的競爭力自然不必多說。
同樣的，這也就解釋了當初高務實為什么堅持認為那幫勛貴雖然看似屁用沒有，但卻仍然要列為他第一批需要拉攏的盟友。
或許人家能力的確不咋地，可是這個世道從來不是光憑能力就能混得明白的。還是那句話，沒后臺的妖怪都被一棒打死了，凡是有后臺的妖怪，都被主人帶回去繼續逍遙自在了。
西游記？大明官場現形記罷了。
只不過高務實出身好，這種齷齪事根本碰不到他而已——當然，他碰到的是另一些。
總而言之，對比宋明兩朝，基本就能發現問題出在哪：那些關抄收稅的胥吏們具體收了多少？收到哪去了？進了什么賬？只有天知道。
真該好好表揚一下大明的胥吏，他們沒有拿朝廷一文錢的俸祿，卻始終任勞任怨，不跳槽、不跑路，安安心心的為大明朝——包括后來又為韃清——收了好幾百年的稅。不得不說，這種枵腹從公的精神著實是……難以形容。
既然說到胥吏，干脆再多說兩句。后世搞明史研究的人經常抱怨說明朝三班衙役的數量沒法統計，這當然是事實，因為他們壓根就沒有編制，能統計出來才怪。
而且，大明朝大部分的胥吏其實連所謂的“三班衙役”都不是，他們只是“幫閑”，乃是官員(和太監)“自掏腰包”雇傭的編外人員——剛才高務實提到過。
這些人的實際數量恐怕十倍于三班衙役都不止。正是由于這伙人的存在，所以大明朝的賦稅雖然從朝廷層面而言定得很低，但到了各個地方，實際上一點都不輕，要真是輕的話，也不會被農民起義推翻了。
本書前文曾經提到過明朝實際人口可能超過兩億，但有人表示不對，因為從史載來看只有五千多萬。嗯……所以明朝兩百年內地無大戰，這人口居然和建國時期幾乎一點沒差？
實際是，朱元璋時代搞出的黃冊與魚鱗圖冊自從鎖在南京那小島上之后長期沒人管，后來都差不多爛掉了，而之后的皇帝們沒人有興趣再搞一次全國普查——皇帝想搞也沒用，官員們不會答應——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朝廷公布的全國人口永遠就在洪武標準上下浮動一點點。
注意，只能浮動一點點，絕對不能太多，而且是各省的人口變動都只能浮動一點點，因為一旦變化太多，那就要擔心皇帝想起這茬之后可能調整稅收了——這可萬萬使不得。
所以實際情況是，明朝實際人口至少應該是兩倍于宋朝，但戶籍人口不如宋朝戶籍人口多，在冊田畝也不如宋朝在冊田畝多，至于隱戶隱田，飛灑詭寄之類的破事則多的沒法算。
按道理來說，明朝農稅稅基明明比宋朝低呀，可實際上，明朝農稅在實際征收中比宋朝多……提高稅率，壓榨農民的本事，明朝的朝廷雖然沒有，但明朝的官員、胥吏不僅有，而且大大的有。
所以，也不要再說什么明朝農民負擔比宋朝輕了。人家宋朝的農稅是小頭，還有商稅這個十全大補丸，而明朝上上下下幾百萬的皇室后代當時都指著農稅過日子呢。要不是高務實前些年靠著自己的威望以及朱翊鈞缺錢打仗，硬生生搞定了開藩禁這檔子事，現在戶部即便收了權，照樣很多時候都一樣要捉襟見肘。
所以高務實一貫認為，中央財政收入低，和賦稅的基本稅率高低關系并不大，關系大的是國家征稅的執行層面，以及征收之后的審計監察層面。這就是他要為戶部培養那么多懂財務的專業人員，以及單獨設立審計署的原因所在。
至于說現在高務實提出要通過“三等制外爵”再次給官員提俸……這就要了解他的一貫為人了：先給了好處，接下去讓你們干活才好開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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