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語小說 > 大明元輔 > 第161章 南察風波(六)
  按照王錫爵的說法,這首詞“恐怕是寫給我二人的”,若果然如此,那這的確是有些“欺人太甚”,尤其是在申時行申元輔看來。

  高務實要在江南廣征商稅,申元輔都談不上很生氣,更沒有因此動怒,何以看到區區一首詞反而勃然大怒了?

  因為這首詞恰好擊中了申元輔的要害。

  不過,這首詞并非高務實原創,其來歷是清嘉慶年間的兩位大臣。

  韃清嘉慶年間,京城流傳著一幅對聯:“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尋常人一看,這對聯的表面意思,應該指的是《三國演義》里的曹操和董卓。因為,曹操是東漢末年的丞相,而董卓也曾官至太師,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在民間流傳甚廣。

  然而實際上,這副對聯里的曹丞相、董太師,指的是嘉慶年間的兩名朝廷重臣:曹振鏞和董誥。

  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元老,此公官運亨通,位極人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基本上算是做到了漢人大臣的頂峰。

  曹振鏞為官,有六字秘訣聞名于世:“多磕頭、少說話”。后以八十一歲高齡病逝,死后得到了“文正”謚號,成為韃清近三百年中僅有的八名“文正”之一。

  董誥是乾隆、嘉慶年間的朝廷重臣,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由于自乾隆以后,保和殿大學士不再授人,是以文華殿大學士變成為事實上的內閣首輔,因此董誥在當時的地位就不必多說了。

  董誥以七十九歲高齡病逝,死后得到“文恭”謚號,嘉慶皇帝親臨祭奠,還給他寫御制哀詩“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田莊”。這是夸獎董誥清正廉潔,只有文章傳世,沒有留下金錢購買田莊。

  如此看來,這應該是挺厲害的兩個人,那么“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這幅對聯的出處又是來自哪里呢?說起來,這與當時天理教進攻紫禁城有關。

  嘉慶十八年,在直隸、河南一帶流傳的天理教紛紛發動起義。當年九月,其中一支天理教徒約兩百人,被首領林清派遣混入京城,在幾名太監的里應外合下,攻入了戒備森嚴的紫禁城,最遠打到了隆宗門附近。

  不過當時嘉慶皇帝沒有在紫禁城,因為在此之前,他正好借打獵的名義,巡幸到了熱河承德避暑山莊。

  韃清的皇帝可不像大明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的皇帝那樣,近乎于被禁足在了京師之中。他們是經常到處亂竄的,而理由也五花八門。明代文臣常用來限制皇帝出行的借口,如花費巨大、國務積壓、侵擾民間等等,韃清皇帝從來都是不屑一顧的。

  京城發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消息很快就傳來了。嘉慶皇帝收到消息時,正在從熱河回到京城的路上,聽到京城發生巨變,一時之間慌了神,也不知道京城到底是個什么情況了,頓時沒了主意,隨即向身邊的王公大臣詢問。

  陪伴嘉慶皇帝前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的王公大臣很多,絕大多數人都建議暫時駐蹕下來,靜待事態下一步的發展再定。只有董誥力請嘉慶皇帝啟程回到京城:“是滋亂也,獻俘者行至矣!”董誥說到激動處,竟然涕淚俱下……這表演水平放在后世肯定可以拿個小金人,高務實說不定都沒這么能演。

  那么這時候,曹振鏞在哪呢?

  嘉慶這次巡幸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沒有將曹振鏞帶在身邊,曹振鏞此時留守于京城,負責處理軍政要務。

  不過此公雖然負責處理軍政要務,但應變能力恐怕不太靠得住。當一部分天理教徒突然進攻紫禁城時,曹振鏞吃驚之余,表現得驚慌失措,沒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處理辦法。意外的是,嘉慶的皇次子旻寧等一幫皇子皇孫頗為鎮定,攜帶鳥槍、腰刀沖出上書房迎戰,為清軍的反撲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避免遭到更大的損失。

  很快,清軍平定了天理教徒的起義,曹振鏞這才鎮靜下來,整個京城隨之恢復了安定。

  對于曹振鏞和董誥兩位朝廷重臣在天理教徒起義中的表現,大家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在不久之后,京城一名無名氏就編撰了一幅對聯出來諷刺他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

  當時,曹振鏞任職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董誥由文華殿大學士晉升為太子太師。

  這幅對聯在朝野傳得沸沸揚揚,最后也傳到了曹振鏞和董誥兩位當事者耳里。有意思的是,這二位可能李春芳附體,或者練就了唾面自干的大神通,都沒有生氣,反而一半自嘲、一半自辯地說:“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

  這件事發生后,如果有人見到董誥,當面尊稱他為“太師”,董誥一定會笑著推辭,說道:“賤姓不佳。”

  這句話很好理解:《三國演義》里“董太師”的名聲實在是爛大街,誰愿意跟他沾親帶故呢?就像“人于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的道理一樣。

  直到董誥病逝后被晉封為太傅,“哭哭啼啼董太師”的說法才逐漸消失。但是,舊的對聯消失了,新的段子又出來了。隨著董誥、曹振鏞先后病逝,京城又傳出了一段詞牌《一剪梅》,就是前文中出現的那首。

  曹振鏞在死后獲得了“文正”的謚號,曹浩在死后獲得了“文恭”的謚號。不過,由于“文恭”不如“文忠”,因此高務實把原文中的“文恭”改成了“文忠”。

  這一改,就更顯得是刻意譏笑“我二人”了——他倆分一分,正好一個“文正”,一個“文忠”嘛,簡直是指著鼻子嘲諷。

  申時行怒就怒在,這首詞里說到的這些做法,幾乎可以逐字逐句扣到他頭上,尤其當他和王錫爵都猜測是高務實的手筆之后,有一句話特別刺激他。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這里的“經濟”說的是“經世濟民”,正是“大臣”所當為,而大臣“從容”有度,本也是申時行的一貫做派,并且經常對身邊人說。

  單看這前半句其實沒有什么問題,懷就壞在后面八個字: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申時行這兩年經常有意無意地與人說起“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道理,王錫爵雖然未在京師,但他是天下名士,常與人論道于蘇州,也時常表達類似的觀點。

  如果說他們二人說這樣的話只是因為嫉妒高務實的“奇功”,那其實還是有點冤枉的,嫉妒不是沒有,但的確并非全部。

  他們二人身為心學派的臺柱子,在高務實屢立奇功的時候,當然要對自家派系內部的官員進行勸勉、安慰,以免他們被高務實刺激到,否則無論是嫉妒過甚而胡攪蠻纏,亦或者自愧不如而放棄斗爭,都不是他們想看到的。

  內部說一說而已,又不要負什么責任,算得了什么呢?可高務實今日此舉卻把這一條給擺在了臺面上,不僅暗示他們這些事情根本談不上隱秘,而且還昭告天下了。

  這就好比隱私之處受了傷,本就羞于啟齒,現在居然還被人在大庭廣眾之下亮了出來,是可忍孰不可忍?

  連申元輔這樣的宰相氣度都忍不住罵了一句“豎子”,可見被羞辱得有多狠。

  高務實這個舉動,粗俗一點說,就好比在太監面前炫耀“老子夜御十女”一樣,別說能氣死人,簡直能把死人氣得從棺材里爬出來詐尸。

  你不是“莫顯奇功”,你是立不了奇功。立奇功這種事,對我來說猶如喝口涼水一般輕松愜意,但對你來說卻是難如登天,所以你只能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

  這不是欺人太甚,什么是欺人太甚?

  王錫爵大概是昨天已經生過氣了,此時倒沒有暴跳如雷,他等申時行憤怒的鼻息稍稍輕了些,開口道:“元輔忍辱負重,所謀者大,錫爵自是了解的。然此詞一旦傳唱開來,只怕天下人都要誤會了,而尤為可慮者……恐怕我心學一脈的年輕之輩聽聞,也不能理解元輔之良苦用心,到時候……”

  到時候就要動搖根基了,這樣淺顯的言下之意,申時行自然聽得出來。他不僅聽得出這一層意思,還聽得出來另一層意思。

  王錫爵對于自己目前的這種“忍辱負重”是不滿的,至少是不同意的,只不過自己畢竟是首輔,而他才新近入閣,不想表現得過于喧賓奪主罷了。

  申時行嘆了口氣,問道:“那依元馭之見,此番我等只能接招了?”

  “然也!”王錫爵面色沉肅異常:“昨日退一步,今日又退一步,明日再退一步……如此步步后退,退到何時才是個頭?我意,惟有爭鋒相對、寸步不讓,方可使高家小兒知我心學有人,不虛他半分。如此,只要此番不使他奸計得逞,來日他再想這般蠶食,便不得不考慮后果、三思而行了。”

  這話本身并非沒有道理,申時行也是同意的,他之所以不同意硬碰硬,其所擔心的一直都是另一個問題。

  高務實手里的文官勢力和心學派相比并不占優,但他還有援手:勛貴和皇上都是站在他那一邊的。

  勛貴通常參與不了這些國策問題,倒是可以暫不考慮,但皇帝這個因素卻肯定不能忽視,甚至從實際上來說,這個因素還是個決定性因素——只要皇帝堅持,誰都沒轍。

  楊廷和當時那么厲害,最終還不是被世宗趕回家養老去了?一旦皇帝不再顧忌顏面,文臣對他就毫無限制能力——尤其是當他手里還有其他文臣可用的時候。

  錯非有張璁、桂萼等人,世宗當年倒可能拿楊廷和沒辦法,但既然有了——也肯定會有——所以皇帝依然一言九鼎。

  如今的朝堂還不是當年那模樣呢,實學派一直都扮演著張璁、桂萼的角色,而又遠比張璁、桂萼的勢力大得多,心學派想學楊廷和,腰桿子還遠不如楊廷和硬扎。

  因此,申時行始終擔心的就是損失問題。和高務實斗著一場,看似揚眉吐氣,雙方在朝野士林之間的斗法大概率會是心學派占優。可那又如何?高務實是為了皇帝而發動的這次丁亥京察攻勢,一旦他可能面臨失敗,皇帝恐怕比他自己還更坐不住。

  京察的結果不管是怎樣的,其最終決斷權都在皇帝手里,難道指望皇上會選擇自斷一臂?想都不用想。

  所以,就算聽了王錫爵的意見,和實學派硬碰一次,最終的結果多半也是心學派吃虧,無非吃大虧還是吃小虧的問題罷了。這對于當前心學派實際上的黨魁申時行而言,當然不想看到。

  然而王錫爵的話也有道理,步步后退的確不行了,必須要遏制住高務實如今這般咄咄逼人的勢頭。否則的話,他現在還沒入閣就已經無人可制,過些年入了閣還得了?當年高拱起復時那種閣僚反壓首輔的奇景,豈不又要再次出現?

  徘徊踱步猶豫良久,申時行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朝王錫爵問道:“除了此前已有的那些安排之外,元馭還有什么良策教我?”

  王錫爵道:“無甚良策,也無需良策。”他沉聲道:“此番我等所為,并不一定會贏,也并不一定要贏,只消寸步不讓,讓京察陷入巨大爭議便算是達成了目的。”

  申時行略有意外,轉念一想,看來是自己此前的話改變了王錫爵得看法。他不再堅持非要快速結束京察,以及在京察中壓倒高務實,而是調低了期望值,只要展現心學派不肯屈服的態度來就行了。

  王錫爵這個轉變,申時行是贊賞的,這也符合他此前所說“為天下正道立一豐碑,樹一旗幟,莫要讓仁人志士以為心學將沒,欲投之而無門矣”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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