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與劉馨縱論世界大事的同一時間，申時行的大學士府中也有客人到訪。
這客人不是別人，正是司禮監秉筆太監之一的張誠。
申時行與張誠分賓主而坐，兩人身旁的茶幾上都擺著上品的香茗，明明茶香四溢，但卻勾不起二人半分興趣。
“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不知過了多久，才由張誠打破了沉默：“元輔，老早之前咱家就說了，不要讓高務實再打勝仗，你怎么就不聽呢？現在倒好，又讓他立下這么大一個功勞，甚至還有人從宮里放出風去，說皇爺要給他封爵……元輔，你就不著急嗎？”
申時行稍稍沉默，沉聲道：“高求真戰而勝之，是他自己的能耐，又非是因我傾力相助之故，談何說我聽與不聽？”
張誠嘆了口氣：“都到這個時候了，元輔還如此老神在在，實在令咱家佩服。只是元輔所言，咱家卻有些想不明白——錯非是元輔舉薦，高務實此番何以能得旨領兵西征？”
申時行強忍著不滿，平靜地道：“高務實西征，所領之兵不到四萬，其所要面對的敵手卻是如何？哱拜六萬，火落赤五萬，博碩克圖雖是未盡全力，亦有四五萬精銳，這三方相加至少超過十五萬大軍。
我又在出征之前明里暗里說過，此戰須得速戰速決，多拖延一日都有可能導致圖們趁機西犯，秉筆以為我這些伏筆的作用為何？不過是高求真一旦不能速定西北，這一條一條就都要化為他脖子上的絞索，讓他戰無不勝之神話就此破滅。如此，秉筆還要怪今日之事起源于此前我的推薦？”
張誠思索片刻，道：“既然元輔并非有意縱容，那為何在高務實出兵之后沒有做些事情，用以確保他不能完成這些任務？”
“做些事情？”申時行語氣稍冷：“我乃朝廷首輔，為了限制某一人而枉顧數萬大軍之成敗，為了限制某一派而枉顧三省四鎮之安危，此首輔之所當為耶？此禍首之所當為！”
“哈？”張誠也冷笑出聲：“數萬大軍之成敗，三省四鎮之安危，這些難道就都只能寄希望于高務實一人了？元輔，你當知道，這恰恰就是咱們所必須避免的情形——絕不能讓皇爺認為天下興頹決于此子一人！否則……內閣存之何益？”
申時行眼皮跳了跳，深吸一口氣：“內閣舉賢任能、運籌帷幄，何謂存之無益？”
張誠擺手道：“倘若只有高務實一人堪用，所謂舉賢任能豈非笑話？至于運籌帷幄，咱家不知高務實此戰得勝，是因為聽了內閣哪條建議、哪道命令？”
申時行一時語塞，半晌才道：“不論如何，此次西北之亂茲事體大，時行縱不便主動相助，至少也不能落井下石，為高務實設置障礙。”
“呵呵，好一個心底無私天地寬，元輔之胸懷著實讓人欽佩，只是……”張誠顯然不是真要夸獎申時行，面帶嘲諷地道：“只是如今高務實大功在身，甚至已讓宮中有了封爵之意，倘若此事事成，將來元輔想要動他，那可就比如今難上百倍了。”
張誠這話可不是無的放矢，眾所周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在統治中都會將封官賜爵作為一個籠絡人心的重要政治手段。爵位和官位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同，官職代表的是官員手中的實際權利，而爵位代表的是地位和待遇。根據規定，爵位往往超越官制，也就是高于一般的官位，大明所采取的勛爵制度也是如此。
有明一朝的爵位制度已經相對程序化、制度化、法制化，明朝的封爵制度既有過去各朝的相同之處，又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形成的原因和明朝獨特的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聯。
比如說明朝時期封爵制度采取的是宗室封爵體制與功臣外戚體制兩套體制。王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分離，這是明朝封爵制度區別于過去的重大特點。
并且勛爵只有爵號和俸祿，不再有其他朝代的封地，不過皇帝將賜予“丹書鐵券”來彰顯功勛，以示皇恩。“丹書鐵券”除了象征以外，還享有免罪特權。
這兩套體系之中的宗室封爵體系在洪武初期制定，制度中所設立的主要爵位是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等八等爵位。這些爵位，分封對象是皇親貴族。
不同的爵位，享有不同的俸祿，比如親王每年的俸祿是五萬石，后來被削減為一萬石。但是這些皇親貴族的俸祿，還是要遠高于功臣外戚體制下封爵的官員。
此外便是功臣外戚體制。明朝皇室為了籠絡功臣外戚，又為了防止出現異姓王獨大，威脅統治的局面，所以才將五等候制度設立在宗氏封爵體制之外。洪武三年六月頒布詔令，規定了五等侯的主要爵位和享有的俸祿多少。
根據規定：正一品為國公、郡公，從一品為郡侯。正、從二品為郡伯等——這些爵位都沒有封地，且不論功勞怎么算，有一點是確定的：無軍功者不得分封。
在俸祿方面，公爵的俸祿為兩千五石到五千石，侯爵的主要俸祿一千石到一千五百石等。
這些爵位分為兩種，一種是終身制，也就是不可以傳承，本人去世則爵位斷絕，這一類被稱為流爵；另一種便是可以世襲的，子子孫孫無窮盡也，而且不搞“推恩”，永遠維持，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謂的“與國同休”。至于給封哪一種，毫無疑問也是依據軍功大小而定。
剛才提到大明朝的“丹書鐵券”制度有其特殊性，這并非虛言，這個制度相較于過往的歷朝歷代的確不盡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論功行賞，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賜“丹書鐵券”。在制度上規定“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漸漸的出現了一些功臣，手持“丹書鐵券”，作為借口破壞社會秩序的現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殺功臣，于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壞。
永樂與嘉靖年間，兩位皇帝對這一制度進行了修繕，但大體模式沒有改變。明成祖朱棣在奪取政權之后，根據“靖難之變”論功行賞。但此時也出現了極個別不靠軍功封爵的人，比如說處理了駙馬之死，化解明成祖與寧國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許成——當然這屬于個例，并不具備普遍性。
時間推進到嘉靖時期，當時由于前任正德皇帝任性而為，朝廷開始出現了封爵泛濫、武官難封的局面。為了解決這種問題，嘉靖皇帝對于分封標準做了嚴格的限制，一方面重申了“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另一方面則是再次強調“丹書鐵券”的特權。
至此，明代的封爵制度基本定性。
嘉靖皇帝雖然到后期成了個“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統治前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類似。非要說不同的點，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無限寵愛楊貴妃，而世宗嘉靖則是癡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為何要再次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強調“丹書鐵券”的特權呢？
嘉靖皇帝最為后世認可的，是他的權謀手腕，以上兩件事其實說穿了也同樣是權謀。
“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這看起來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給正德朝擦屁股，來個“撥亂反正”。
其實不然。
“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從根子上來說，是在打壓已經在朝廷取得絕對優勢的文官集團，給文官集團戴上枷鎖。這是用一條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將文官集團桎梏在勛爵體系之外，讓他們不能繼續擴大“勢力范圍”，把勛爵一系也徹底壓倒。
為何這么說？如果除了軍功之外的其他功勞也可以封爵，那么執掌朝廷大權的文官集團完全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讓這些文臣成為勛爵，久而久之勛爵一定泛濫成災不說，而且絕大多數勛爵都會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勛貴再如何沒落，朝廷的制度也規定了天下衛所需要他們來掛名。換句話說：武臣勛貴的效忠代表著天下兵權始終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終是皇權的鼎力支持者。
那么一旦勛貴也成了文官集團的大本營之一，則皇帝的皇權還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銳的看穿了這一本質，因此對“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這其實是他帝王權術的具體展現之一。
而至于封爵賜券的原因，則主要有兩點。
一是撫恤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賜券是一種最高的待遇，皇帝這樣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撫恤功臣，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需求。只要官員們將封爵作為一種異常尊貴的激勵，那么這種措施就一定能極大促進了他們的政治積極性。
二是安定人心。對于朝堂中的官員來說，“丹書鐵券”相當于一個“護心丸”，因為獲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需要用這種方法來籠絡重要官員。
不過，整體上來說，勛爵的特權是一直處于緩慢減少狀態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當時的宗室貴族以及功臣，雖然享有眾多的特權，但與皇權統治發生沖突時則往往會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時失去了過去原本的功效，勛爵們即使享有“丹書鐵券”作為免死特權，但其實他們的人身安全也一樣得不到保障，否則朱元璋怎能濫殺功臣？
而到了后來，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標準，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決定，甚至還會受到權臣、宦官的影響——如正德年間劉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雖然沒有開疆闊土的功勞，但是因為曾經賄賂過劉瑾，與劉瑾關系交好，便直接被封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權方面也有減少，特別是嘉靖以后，皇帝在頒發“丹書鐵券”的同時，相比于國初的時候大幅減少了免死次數，并且雖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處罰——免死在有些時候真的只是免于一死了。
但不論如何，“丹書鐵券”依然是“丹書鐵券”，其效能還是巨大的。
武將手里拿著這玩意倒還無所謂，頂多就是戰敗的時候頂一頂，或者貪污、縱兵掠奪等事發之后拿出來頂一頂，確保腦袋不會搬家，其他大用沒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這東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書鐵券之上一般會直接寫明一些特權，比如“除謀逆不宥外，其余若犯，免爾本身一次，以酬爾功”。
武將犯罪以戰敗居多，通常對朝廷權力的更迭沒什么關系，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書鐵券來免罪？那幾乎無外乎政爭引起的權力更迭了。
換句話說，高務實要是拿到一塊丹書鐵券，那就意味著申時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夠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機會，這機會也幾乎白給——把丹書鐵券上繳就完事。
找高務實一次機會就已經難于登天，申時行到現在還沒看見影，還指望找他兩次致死的機會？所以張誠說“將來元輔想要動他，那可就比如今難上百倍了”，這絕非危言聳聽。
歸根結底，在于武將并非掌權派，丹書鐵券在他們手里也就那么回事；而文官是掌權派，拿著丹書鐵券基本上相當于多了一條命，這就太難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書鐵券特權以后。
正是因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啟朝的時候，只手遮天的九千歲魏忠賢望著如英國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這就是嘉靖以后丹書鐵券威力的明證。
因為它的作用其實已經不僅是免死，還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權力象征，使得“與國同休”真正成了一種所有人都認同的思想，形成了慣例，擁有了慣性，而不僅僅只是一句口號。
面對張誠如此直截了當的話，申時行沉默片刻，終于下定決心，道：“此次西北之亂由其所平已成事實，無法挽回，為今之計，只能竭盡所能，阻止其順利封爵耳。不知秉筆可有妙計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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