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為什么堅持太子侍讀這一職務的新設必須經過內閣，而隆慶又為什么堅持不走內閣而直接特旨設立？這其中的道理小太子朱翊鈞肯定看不明白，甚至李貴妃也未見得完全了然，可是高務實卻自忖能看出一二關鍵。
申時行之堅持，與隆慶之堅持所以相反，在很大一個程度上是因為兩人都猜得出一旦此事報給內閣，則作為內閣次輔的高拱必然反對，并且可能代高務實上疏推辭。
倒不是說高拱不想看到自家侄兒有出息，才幾歲年紀，正經科考都沒有經過便做了官，且是最為清貴的翰林官。而是大明的風氣便是如此，高拱作為高務實的長輩親屬、嫡親三伯，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要上疏謙辭，而高務實隨后也就只能力辭不就。
要知道，這年頭就算閣臣莫名其妙地被言官參劾一本，也必須上表請辭，并且在上表之時就開始“自我停職”，在家等著皇帝的下文。雖然一般來說，皇帝十有八9是下旨挽留，有時候甚至要同時下旨大罵那個言官一頓，更有甚者會把言官直接貶斥、罷官甚至流放、庭杖等，但閣臣的這個姿態仍然要做出來，這雖然不能說是制度，但卻是誰都不會違背的潛規則。
大明的文官，對于名聲就是有這么執著，甚至形成了全天下文官都默認的規矩。
因此，當申時行發現無法力勸皇帝打消此想時，便想到了這個“曲線救國”一般的法子，然而隆慶帝畢竟不是少年君王，他也看得出申時行的想法，所以直接否決了這個辦法，反而另辟蹊徑，特旨新設。
高務實認為，這應該是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不過還有一種可能也不能忽視，那就是隆慶對于高拱個人或許是完全信任的，但對于內閣制度本身，未必沒有警惕之心。
這種警惕，但凡一個成熟的帝王就必然會有，而警惕的來源，則是閣臣是不是真的成了宰相。
眾所周知，有明一朝，自胡惟庸案之后便再不設宰相。明太祖朱元璋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為由，于洪武十三年罷廢中書省，“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并詔令天下：“以后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可是，宰輔可以不設，宰輔所做的事情卻還得有人去做，朱元璋自己是個工作狂，他能把宰相的事情自己包辦，后來的皇帝卻不可能個個都做到這樣。于是至永樂初，成祖朱棣簡任解縉、黃淮等七人入值文淵閣，以備顧問、參預機務，明代的內閣制度由此初見雛形。
仁宣以后，內閣在發展道路上不斷顯現出它與宰相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不只表現在人們對內閣大學士的“宰相”稱呼，或是閣臣的宰相意識之上，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權力作為大明政體中必不可少的一種力量，在內閣身上隱約可見的種種借尸還魂的表現。
其實在高務實看來，一般而言，所謂宰相，應該有兩個必須：必須擁有議政權，和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權。前者包括進宮與皇帝共議國家大事，出謀劃策。后者是指形成決策之后，由宰相來監督百官執行，以及執行后的考課、黜陟、賞罰等。
除此之外，還應該實行宰相開府并配備掾屬。在君主專制之下，沒有辦事機構收集、掌握材料，不但無法監督百官執行，而且在與皇帝議政時，也只能是說空話，不可能提出高明的政見。因此，議政權、監督百官執行權以及宰相開府是探討明代內閣制度宰相化的三個基本前提。
盡管永樂時期內閣“非僅以文字翰墨為勛績”，但終永樂之世，內閣“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閣臣品秩不過五品。因此，永樂朝在中樞輔政體制上基本維持了洪武十三年以來“六卿分理”的格局。
仁宣時期，閣臣加官至三孤，秩從一品，官階超過了六卿；仁宗又首先晉大學士楊榮為工部尚書。自此以后，凡入閣者均相繼晉尚書，于是“閣職漸崇”。
接下來到了英宗朝，“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
票擬始于仁宗，但那時還未形成制度，遇重大政事仍命大臣面議。英宗繼位時年僅九歲，實際主政的太皇太后不便與群臣面議，內閣票擬制度遂基本成型。“凡中外奏章，許(內閣)用小票墨書(擬出處理意見)，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供君主參考，或同意或否，用紅筆批出，成為決策。所謂“內閣之職，同于古相者，以其主票擬也”。
與此同時，皇帝對親信閣臣不斷予以加官晉爵，“天順之世，賢為首輔，呂原、彭時佐之，然賢委任最專”。弘治年間，丘濬以禮部尚書入閣，在朝位班次上，孝宗定丘濬位居吏部尚書王恕之上。此時的內閣，在地位上已開始超越六部。
在高務實前世的歷史上，自嘉靖至萬歷初，是內閣地位鞏固與全面發展時期。閣臣不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而且還出現了像張璁、夏言、嚴嵩、高拱、張居正等一批權傾于朝的首輔，他們都可以說“雖無相名，實有相職”。
譬如說張璁“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嘉靖以前，內閣首輔主票擬，諸政務由閣臣共議，首輔僅主筆而已，但自張璁始，首輔不僅主票擬，而且在閣中“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
嚴嵩任閣職長達二十一年，“竊人主之喜怒而為威福”，“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以上都是眼下高務實所在的這個大明已經發生的事，而原本的歷史上，到了萬歷初年就更夸張了：首輔張居正，任閣職十六年，“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這時的內閣在權力和地位上已全面超越六部，儼然如古之宰相制。
高務實以前還只覺得史書小看了隆慶帝，而經過這兩次簡單的接觸，尤其是今天隆慶的表現，卻讓高務實忽然感覺：說不定連我都小看了隆慶！他如此堅持，不肯將新設一個個區區太子伴讀的小事交給內閣，別說不可能是因為多么看重我高務實的才干，甚至很可能不只是因為要給太子爭一份面子，而是……他不肯讓內閣的權力在他手中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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